巧用法律与伦理教育唤醒涉邪医师

“我愧对党组织多年的培养，愧对人民的信任，愧对家人。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，多少人会因为我的职业而误信‘法轮功’，我对不起他们。”

朱志明（化名），男，53岁，本科学历，广东省东莞市某医院外科医师。作为一名高学历、高社会地位的副主任医师，治病救人本是他的职责和初心，却因误信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，借机向病人宣传“法轮功”，甚至多次参与非法活动。这种既是受害者，亦是施害者的情况使其在接受帮扶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抗拒，思想斗争剧烈。

反邪教志愿者根据其具体情况，制定了以法律与伦理为主的教育计划，成功助其摆脱“法轮功”的桎梏。

深陷泥潭，执迷不悟

“红斑狼疮症困扰了我很久，虽然一直积极地接受治疗，甚至钻研起相关的治疗方案，但这个病一直没有痊愈。”朱志明拥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，妻子贤惠、孩子懂事，自己也凭着精湛的医术帮助了不少病人，受到了广泛的好评，生活充满美好。但久治不愈的红斑狼疮症使他把这一切美好都忽略了，能医不自医的他钻起了牛角尖……

2013年，在偶然的情况下，朱志明接触到了号称能“祛病健身”的“法轮功”。为追求“消业袪病”，在邪教泥潭里越陷越深的朱志明开始通过网络，制作大量非法书籍及宣传物品，四处讲所谓“真相”，并借着医生的身份向病人“弘法”，向医院同事、领导派发宣传单。为提高“弘法”的效率与覆盖面，朱志明甚至开始使用伪基站群发短信，很快，他成为了珠三角地区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的骨干成员。面对行为越来越出格的朱志明，政府相关部门及单位苦口婆心地教育和劝说，可是朱志明依然我行我素。

2016年，朱志明在公园内使用伪基站群发“法轮功”宣传短信时被当场抓获，妻子每天为了解情况四处奔走，以泪洗脸，一个美满的家庭面临破碎。

以普法教育为器，架起法律“高压线”

“真善忍没错，做好人没错，我没有错！”这是朱志明刚开始与反邪教志愿者交谈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。在教育帮扶工作初期，面对反邪教志愿者的面谈沟通时，但凡涉及“法轮功”的问题，朱志明表现得寡言、淡定，时而以冷笑的方式予以回应。

为消除朱志明的对抗情绪，反邪教志愿者摆事实讲道理，向朱志明提出了尖锐的思考题：“你知道制作、传播邪教宣传品，使用伪基站群发宣扬邪教短信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吗？”“真、善、忍没错，做好人没错，我没有错！”朱志明理直气壮，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都在行善，他的一切行为都遵照了做“好人”的原则，而反邪教志愿者的帮扶教育也是“师父”李洪志给他设置的一个考验。

“好人的定义是什么？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还算是做好人吗？”反邪教志愿者向朱志明问道。“违法乱纪显然不是好人，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不能修炼‘法轮功’，我没有违法乱纪！”朱志明激烈地回应。反邪教志愿者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办理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递给朱志明，并向朱志明讲述了身边一些因为制作、传播邪教宣传品而获刑的真人真事，朱志明看着《解释》里对邪教明确的界定，哑口无言。但是他的内心怎么也想不明白宣称“导人向善”的“法轮功”到底邪在哪里？

以伦理教育为桥，搭建信任沟通平台

“讲完事实道理，我们来谈谈伦理。”经过两天的法制教育，朱志明的态度有所改变，严肃但积极了起来。

在谈话过程中，反邪教志愿者主动拧开矿泉水的盖子，将水递给朱志明，看见朱志明衣着单薄，关掉了室内的空调。也正是这些细微的关怀动作，朱志明感受到了反邪教志愿者真切想帮助他的心，对抗的情绪逐渐减弱。“好人的标准的是什么？做好人有道理，但在生活中我们既要讲道理，亦要讲伦理，”反邪教志愿者接着强调，“于我们而言，好人的标准是助人为乐，但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！这是伦理。”

朱志明点了点头回应：“我自认为我做好了为人子，为人夫，为人父的责任。”“但是《转法轮》一书里提到你的母亲不是你的真正母亲，你的真正母亲是你的元神的母亲，你认为这句话符合三纲五常吗？再说，如果真按照‘法轮功’的经文所说‘大义面前无父母、无妻儿，坚修大法不动摇’，你真的就舍得抛下家庭离去吗？如此下去，社会都将变成什么样子了？还有诸如‘法轮功’练习者层次高，不同于常人，修炼‘法轮功’就要抛弃名利情，才能上层次达到圆满一系列的歪理邪说，这又符合三纲五常吗？”这一系列与现实伦理矛盾的问题让朱志明心里十分纠结，朱志明的思想出现斗争。

反邪教志愿者把朱志明孩子录制的视屏、妻子写的信件交给朱志明，“老公，醒醒吧，放下这个误人的‘法轮功’，好好经营我们的家才是正事。”此刻，朱志明沉默了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深化邪教本质的教育，促使朱志明彻底转化

数日的帮扶教育，使朱志明开始醒悟，但他的思想斗争仍然强烈。为缓解朱志明强烈思想斗争，使其彻底醒悟，反邪教志愿者通过结合“‘法轮功’的发展历程”“4·25事件”以及“天安门自焚”一系列事件，并列举出“法轮功”网上所谓的“天安门事件真相”对“法轮功”进行了深度的剖析。“他们的网上谈到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疑点，你作为一名医生，怎么看待其所提到的对于烧伤的包扎疗法和暴露疗法？”朱志明迟疑了一下：“包扎疗法和暴露疗法都是有的，这个我很肯定，对此也一直存在疑问，但总是下意识地抗拒去考究这个问题。”

在持续一个星期的帮扶教育及一系列的剖析后，朱志明认识到“法轮功”不断地伪造和扩大社会的阴暗面，从而获得更多的认同感的本质。“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，其实我很早就有一系列的疑问，只是由于练功过程中规律的作息和适当的运动，我感觉到身体状况有所好转，并错误地把这种变化认为是练了‘法轮功’的功劳，所以不敢深入、客观地去看待问题。”此时，一直沉迷于“法轮功”不能自拔的朱志明终于醒悟过来。

与众多看清邪教真相醒悟过来的人员一样，朱志明第一时间想起了自己的家人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“我愧对党组织多年的培养，愧对人民的信任，愧对家人。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，多少人会因为我的职业而误信邪教‘法轮功’，我对不起他们。”

幡然醒悟的朱志明意识到自身必须走上救赎之路。“邪教就如病菌，而邪教修炼者则好像是受感染的部位，该手术的必须手术，该治疗的也必须要及时治疗，否则小病也会变成大病”。明白这个道理后，朱志明松了一口气，脸上出现了真切的笑容：“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加入到你们的队伍，将我的经历，将我所知道的‘法轮功’真相分享给更多的邪教修炼者，我希望能够弥补我过去犯下的错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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